近年來，版權輸出工作日益成為各個出版社的重中之重。筆者從事版權工作十幾年，接觸版權輸出工作近10年，通過這些年對版權工作的體會，我試著總結了版權輸出工作中幾個有效的做法與經驗。

    單品多語種開發(fā)

    版權輸出更靈活

    屬于人類共同的文化瑰寶的內容，一旦為海外一個市場認可，往往說明它很可能有更大、更廣闊的市場前景。遵循這一思路，我們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歷年來已經成功輸出其他語種版權的經典著作重新挑選出來，向更多的客戶進行推薦，這一做法最成功的一個案例，便是《中國美術》叢書的版權運作。2008年，人大社成功地將這套叢書輸出到韓國。3年后，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來人大社訪問時，我們把這套書的中文版和韓文版一并呈現(xiàn)給當時該出版社的總編輯Andy Brown先生，他愛不釋手，幾乎當場就決定購買其英文版版權，后來這套書成功通過劍橋大學出版社的專家評審。2013年，這套叢書又被俄羅斯出版社看中，簽下了該叢書的俄文版版權。單品的多語種開發(fā)使得人大社版權輸出工作更加靈活，對產品資源的利用更加充分，是一個值得推廣的方法。除《中國美術》（四卷本）外，人大社深度開發(fā)的圖書還有陳雨露教授的《人民幣讀本》和金燦榮教授的《大國的責任》，這兩本圖書已經售出了7個語種的版權。

    老客戶中找資源

    借船出海更便利

    “十二五”初期，出版業(yè)的各語種版權輸出業(yè)務剛剛興起。當時，人大社在版權引進方面已經積累了一定數(shù)量的優(yōu)質客戶，因此我們很自然地想到——可否嘗試從人大社穩(wěn)定、可靠的版權引進合作伙伴中遴選版權輸出業(yè)務的客戶呢？

    通過與多家客戶的廣泛溝通和接觸，我們首先鎖定了圣智學習出版集團。當時，圣智已經開始出版中國特色內容的圖書，因此對人大社的動議很感興趣。經過樣書推薦和評估，最終確定將一套清史圖錄叢刊作為兩社版權輸出合作的第一套產品。該套圖書由圣智出版集團翻譯并重新排版，打造成了一套講述我國清代歷史的權威叢書。從細節(jié)上看，圣智出版集團根據(jù)西方圖書館書架的尺寸制作本套叢書，使其剛好可以放入書架中，是專門針對海外的圖書館用戶設計的。當時，以國內出版社的能力，對海外市場進行這樣精細化的了解還是比較困難的。通過“借船出�！�，可以利用優(yōu)質合作伙伴的出版經驗和成熟的市場通路，將中國特色內容推介到海外。

    針對自身特點

    深挖版權資源

    版權輸出工作應當根據(jù)出版社特點和資源優(yōu)勢充分挖潛。每家出版社都有自身的出版特點。對于人大社而言，產品主要以高校教材和學術著作為主，與小說和大眾類圖書相比，這類圖書更不容易進行版權輸出。但作為大學出版社，在海外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響力的優(yōu)秀學者和教師是非常寶貴的資源。因此，充分挖掘和利用這部分資源開展版權輸出工作十分有必要。例如，中國人民大學的王利明教授在韓國的法學界影響非常大，通過校際聯(lián)系，人大社與韓國大學出版社建立了合作關系，陸續(xù)將王利明等數(shù)位中國人民大學教師和學者的重要學術著作翻譯推介到韓國出版。目前，出版社已將中國人民大學教師的300余種著作推向海外，圖書內容涵蓋文學、歷史學、哲學、宗教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新聞傳播學等社會科學的多個領域，囊括中文繁體、英文、日文、韓文、意大利文等多個語種版本。

    約稿外籍作者

    避開“水土不服”

    嘗試直接向外籍學者約稿，以此可避開翻譯瓶頸和“水土不服”問題。目前大部分出版走出去工作都是以傳統(tǒng)的中文版圖書通過版權輸出和翻譯出版后推介到海外的。這種做法最大的瓶頸在于優(yōu)質譯者的稀缺和翻譯成本高昂。鑒于此，直接向外籍學者約稿，讓外國人直接用他們自己的語言講述中國故事或許更有意義。2013年，人大社約請在中國人民大學授課的澳大利亞著名中國學學者馬克林教授寫作《我看中國：1949年以來中國在西方的形象》一書。本書同時出版了中文版和英文版，英文版一經出版便被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首先購得了版權。直接向外籍學者約稿撰寫中國故事，往往更容易被國外讀者所接受，從而助推我們的版權輸出工作。目前，人大社已經約請《毛澤東傳》的作者特里爾教授撰寫了《我與中國》英文版、約請韓國的金勝一教授撰寫了《我看中國》韓文版等圖書，這些圖書的外文版將先后通過授權或合作出版的方式推向海外。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來源:中國新聞出版網(wǎng)/報